手，所以就只有“议”。清议当然也不是谁都能议，这些“议员“都是所谓的清流，也就是纯正的文化人。富商大贾再有钱也是没有资格议的，后来甚至不靠科举而登入仕途，或在战场上一刀一枪爬上来的武官，都算不得清流。
“文人风尚，历来影响仕宦阶层”，它的背后是整个封建官僚的土壤——士大夫阶层。如果晋代时还有不同的学派和学说，那么自唐宋以后士人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已经高度统一。他们的清议，往往众口同声，其利断金。
清议比起清谈它所本的是入世哲学，渐渐清议已然是一种政治舆论。且由于清流士风使然，他们不畏权贵，倡导廉洁正义，揭露贪官污吏。清流也就成了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以名节为重的当时社会，文士阶层出身的官僚不论在朝在野，都为其所左右。
当然造成这种局面与统治者也脱不了干系，入宋后太祖实施右文政策，同时也为了控制官僚，对言官、御史颇为倚重，甚至定下了‘不得杀上书言事者’的家法。从而让清流们变得有恃无恐，于是清议也成了影响国策的主要渠道，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
但是赵昺十分清楚，清议比之清谈进了一大步，而一旦有人发现其价值，就会将清议视作政治工具。而工具必然是受到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