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兵入城，战守一无足恃，则剿亦害抚亦害。……故不得不权宜办理。”事实上，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谈判无非是任列强予取予求罢了，无论改换何人进行谈判也决不会有什么迥然不同的结果，此外躲在热河的咸丰又命令奕忻“将退兵各层迅速定议，俟该夷酋进城，即行前住画押换约，保全大局，毋再耽延，致生枝节。此时天气尚未严寒，该夷如能早退，朕即可回銮以定人心”。九月，条约达成，奕忻上奏自请议处，咸丰以“恭亲王办理抚局，本属不易。朕深谅苦衷，毋庸议处。”为由赦免了做替罪羊的弟弟。
在这一过程中，侵略者的强大与先进无疑给了奕忻极大的震撼，奕忻由原先的“理智型攘夷派”（奕忻在咸丰八年上《通筹大局不能稍涉迁就折》主张拒签《天津条约》 ，之后又上《江岸通商贻患甚巨宜早筹战备折》主张积极备战）转变成了“师夷自强派”，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61年1月20日）咸丰批准了由恭亲王奕忻、文华殿大学士桂良、军机大臣文祥等在9天前在《通筹夷务全局折》中提议设立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统管一切涉外事务，并任命奕忻为首席总理大臣，桂良、文样担任总理大臣；为此奕忻得到了“鬼子六”这个称号。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