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观作祟。”郑明也深有感触，“部门利益是第一道拦路虎，任何新的政策和举措都可能触动部门固有的利益或格局，就说简政放权减少审批，说起来很好，前景也很美，但少了审判权，某些职能部门就少了利益和利益输送，更少了对基层和项目资金的控制，发改委没有了审判权，管理从哪里体现？让一个权力部门沦落到宏观研究和调控部门，何止是阵痛，简直比杀了他都难受。减税让利，说起来很容易，不改变总量，让出去的税收从哪里补回来，不让他找到补回的办法和地方，他会痛痛快快地实施吗，他不考虑乌纱帽吗？还有种种的纠葛，就更是让好政策难出大院了。再来说基层，考核方式不变，再好的政策也难以实施，原因很简单，他需要政绩，他需要数字，不然他就什么也不是。因此下面所能采取的，一个就是变相改变政策内容和实质，一个就是阳奉阴违，拖着不落实。”
“这么些年，我们过分强调财富带给人们的快乐，却恰恰忽视了财富带给人们的不快乐”，闫博年慢慢地想着说：“媒体、舆论、电视，甚至日常生活，炫耀的都是富人们纸醉金迷的奢华生活，豪宅、豪车、豪富的生活，但在一个金字塔结构的社会形态里，财富带给快乐的人群毕竟还是极少数，大多的还是普通民众，进城务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