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雄心大志，在上疏中，他还提出了省减乐官、停止兴造的具体建议。刘禅对于谯周的上疏，很不以为然，不仅不采纳他的建议，反而疏远了他，这一年，谯周被免去太子家令的职务，改任中散大夫。
费祎死后，蜀汉的政局急转直下，后主更加宠信黄皓，听凭他肆意弄权，败坏政事，朝中的大臣，或与黄皓勾结，狼狈为奸，或受其毁谤，横遭排抑。接替费祎职务的姜维，一则畏怕黄皓的势力，二则急于立功，所以长期居外，连续向曹魏用兵，由于姜维不顾国力，冒然出击，所以一再损兵折将，大败而还，穷兵赎武和政治腐败，把百姓搞得疲弊凋瘁，怨声载道。谯周对此十分不满，他猛烈抨击朝政，并与尚书令陈祗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他知道自己的意见，不会受到朝廷的重视，退朝以后，遂采用两人对话的体裁写了一篇讥讽时政的文章《仇国论》。
在文内谯周提出治国的根本，在于养民恤众的主张，他说，周文王以少胜多，是作到了注意养民，勾践以弱胜强，是由于能够恤众。不顾百姓疾苦，不能与民休息是造成社会动乱的原因，所谓“民疲劳则骚扰之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他预言，蜀汉“极武赎征”，必然“土崩势生”，如果“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谯周劝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