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年间，纥干承基、游文芝一起与侯君集、刘兰共同谋反，后来承基告发侯君集、游文芝和刘兰，自己得以保全首级并得到了官爵。”李治闻言便直接回了一句：“你承受了尚公主的尊荣，怎么能与承基相比？现在告发李恪谋反已经太晚了。”高宗于是哭着对侍臣说：“荆王是我的叔父，吴王是我的兄长，我想赦免他们的死罪，可以吗？”兵部尚书崔敦礼说：“过去周公诛除管叔蔡叔，汉景帝平七国之乱，然后是汉昭帝的时候，燕王刘旦和鄂邑长公主谋逆，都以国家法度处以应有的刑罚，这些前事都不远，陛下怎么能改动法律就为了施舍恩情呢？”高宗于是放弃了求情。
如果真如《资治通鉴》和《册府元龟》所言，当时李治就已经知道他三哥是冤枉的，这房遗爱都承认自己是诬告，既然是诬告，那么李恪无罪，何需“赦免”？这不是前后矛盾吗？
《资治通鉴》和《册府元龟》的成书年代都是北宋时期，隔了好几百年了，难免有所疏漏。而且这段记述，确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李治当时确实曾召见房遗爱，房遗爱当时确实承认告发李恪是诬告，但同时，他还说自己并没有谋反，更没有说自己“包藏祸心，罪该万死”。但是，长孙无忌拿出的证据，足以证明他谋反属实，所以，他那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