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上次说到的几段故事，体现了司马迁的叙事功力。但在整体上，《史记》是一种以第三人称“夹叙夹议”的散文。
历史本身就是一篇大散文。它有情节但不完整，有诗意但不押韵，有感叹但无结论——这还不是散文吗？
而且，最好的散文总是朴素的，他的文笔，像历史本身一样朴素。
当时司马迁身边充斥的是辞赋之风。辞赋也有一些不差的篇章，但总的说来有铺张、浮华之弊。空洞的词章如河水泛滥，又在音节、对偶、排比上严重雷同。正是针对这种文字气氛，司马迁用朴素无华、灵活自如、摇曳生姿的正常语言写作，像一场浩荡的清风席卷文坛。
但是，铺张、浮华的文风有一种代代再生的能力。直到唐代，韩愈、柳宗元重新呼唤朴素文风，才成气候。在他们之后，这种呼唤还不得不一再响起，因为那个**病像一种间歇症一样一次次复辟。
直到今天，请听听上下左右那么多发言、报告、陈述，其中拥挤着多少套话、空话、大话，而且都那么朗朗上口、抑扬顿挫。更麻烦的是，由于传染和诱导，越来越多的人觉得那才美，那才叫文学性。
这可能与我们接受的语文教育有关。记得我上初中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