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自主权。如此一来，忽必烈创立的宗王出镇制度和行省制度就趋于崩溃，失去相互制约的功能。而没有人会嫌弃地盘太小，只会觉得自己获得的利益太少。
赵昺清楚历史经验证明，在中央控制力下降的情况下，这些保持游牧传统的草原诸王马上就会恢复本性，相互间征伐、掠夺，以获取更大的利益，成为新兴的军头，甚至是军阀。而这又必然侵犯到传统的中原汉人世侯们的利益，他们不会坐以待毙，也会设法自保，将进一步转换为民族矛盾，蒙元也就将进入新‘战国时代’。
北伐结束后，其实赵昺也在反思，他清楚一个国家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需要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但是摧毁也许只要数年的功夫。因而当下他以为北伐最大的收获并不是收复了多少土地，增加了多少人口，而是摧毁了蒙元的现有制度，削弱蒙元朝廷的统治，使其陷入内乱。
赵昺当然明白任其自然演变，也许还会苟延残喘多年，自己要做的不仅是添把火，还要撒点催化剂，来加速这个进程。而除了传统的挑拨离间、隔岸观火、釜底抽薪这些常规手段外，他还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事情，而这却是来自一次偶然的谈话。
对于蒙元内部的情况，赵昺一直很关心，而对一直不屈不挠的与忽必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