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和重建，但是太学和州县学多有名无实。
赵昺以为在这个时候，高宗皇帝对于兴办官学的态度并不积极，而导致其思想的转变既有现实的问题，也有政治上的考量。
北宋兴学运动，提高了官学的社会地位，官学学生论陈时政，已成风气，尤其是太学生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至南宋时，太学生伏阙上书，干预朝政的声势更强烈，造成相当大的社会影响，给他带来很大的压力，使他感到与其发展官学，不如鼓励读书士子在深山寂林创设书院闭门读书、潜心修养更为可靠，至少可以减少许多麻烦。
另一方面还有经济上的考虑。北宋兴办官学，上自太学，下至州府县学，一切费用概由官府负担，需要大批经费，而国家经济实力又不足以维持数量众多的学校。南宋时，国家财政更为困难，尽管高宗曾宣称：“朕不惜百万之财以养士”，究竟不免因实际困难而发生动摇，以“军食未暇，国家削弱”为由缓议恢复官学。
此外在民间，许多名士大儒也认为官学教育已经不能满足国家“建国君民”、“化民成俗”的需要，读书士子也深感在官学难以学到“德行道艺之实”，也对官学失去了兴趣，多自寻名师，求学问道。而有识之士在激烈抨击官学教育弊赌同时，转而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