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论略》。
这两份文件于同治五年（1866年）二月递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奉上谕交各地督抚详慎筹划，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在看到这两份文件之后，当时的湖广总督官文斥之为“包藏祸心。”江西巡抚刘坤一则认为“断不可从其所请”。两广总督瑞麟和广东巡抚蒋益澧则说：“自强之道，不待外求”，“毋庸变其法”。甚至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也认为只学西方的造船便可，洋人的来福枪还比不上广东的鸟枪，包括电报在内“奇巧之器甚多，然皆美观而不适用”。他们这些人在清朝的封疆大吏中不是以顽固著称的人物，尚且如此反感，遑论他人？
身为穿越者，林义哲知道，甚至一百多年后的他所在的那个时代，中国大陆的很多史家仍然认为，威妥玛等人的建议“负面价值”是主要的，他们不过是“要求清政府遵守不平等条约，举办有利于列强扩大侵略的事业。”
那么，他们究竟说了一些什么呢？
事实上，赫德和威妥玛所言，无一不切中当时中国的要害！
这两份建议书中，所表达的中心意思有三点：
第一，由于虚文粉饰和腐败成风，中国已陷入非常危险之境地。
首先，是当时中国的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