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不能敷衍了事，因此选择了油滑的中庸之路：既对海防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表示认同，但在操作层面以阿思本舰队事件教训为理由主张谨慎，看似不偏不倚实则不明就里、不知所以；最后一派以丁宝桢和李宗羲为代表反对丁日昌的三洋水师构想，也反对取消旧式水师编制，丁宝桢坚持认为应固守海岸据点，辅以舢板、艇船封锁，一旦敌船耗尽粮煤，势必自溃。至于左宗棠的反应则毫不出人意料，你丁日昌是李鸿章的幕僚，就算为了反对而反对也得反对到底。当然了，台面上的理由是不能这么说的。左宗棠认为：“海防一水可通，若划三洋，畛域攸分，彼此势均力敌，意见难同，督抚亦成虚设。”
1874年12月6日，军机二号人物、体仁阁大学士文祥上奏，总结了台湾事件中的经验教训，首次明确将日本作为假想敌来对待：“目前所难缓者，惟防日本为尤亟。以时局论之，日本与闽浙一苇可航。倭人习惯食言，此番退兵，即无中变，不能保其必无后患。尤可虑者，彼国近年改变旧制，大失人心，叛藩乱民一旦崩溃，则我沿海各口岌岌堪虞。明季之倭患，可鉴前车，……夫日本东洋一小国耳，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藉端发难；而沈葆桢及沿海疆臣等佥以铁甲船尚未购妥，不便与之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