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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日记》：
“廿五日（1875年4月1日），忽雨忽晴，殊凄惨，卯正三刻齐集，入门则已立仗读文矣。随班跪叩，即出。饭后访徐兰士未晤。申初赴内阁政事堂会看海防复奏稿。昨日所拟，李兰荪以为不要，遂易此稿，其实亦空言耳。其大略言不必过事铺张，请放筹海大臣，购求火器，却未指明铁甲船；开煤铁，加盐厘，皆在不可行之中，然余并未指明。余曰借洋款一节，似未可议行，当时颇有和之者。李兰荪亦以为然，遂以借洋款归不可行。馀则不痛不痒，但言海防宜及早布置，筹饷则毫无措置也。划稿而出，真是儿戏。”
“光绪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奉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林义哲条陈，其摺有建海军、护华商、开地矿、修铁路、安电报诸项，于筹饷一项则倡言兴商业以开饷源，并议借洋款，其于摺内极言工商之重，称士农工商皆为国之柱石，犹椅之四腿并列，有缺损则颠仆。其论一出，闻者哗然。以其多引管子孔圣之言，太后似为所动，交朝臣会议，恭邸、醇邸、文相指其言为是，沈相、宝相、李兰荪尚书默无一言，礼邸、单地山尚书（吏部尚书单懋谦）、徐豫如侍郎（徐桐）极言其论之非，余亦欲辩之，然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