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性矫情”以收拢人心，二是李傕之徒确实不能胜任素由名士垄断的高级文职。
我们看到，正是“寡于学术”的董卓诸将，进京之后不为名教所惑，果断废黜了少帝、何太后，开启代汉过程的第一步。然而，这是党人名士自己不敢做，又不允许别人做的事。他们和以董卓为首的凉州集团在政治上的分歧，是无可避免的。袁绍、卢植等人在废立问题上，先后与董卓发生激烈争执，就是有力的证明。
董卓以暴力夺权，又将暴力充斥于新朝。诸史谓董卓“以严刑胁众”，“人不自保”，“群僚内外莫能自固”〔18〕，显然已引起关东士大夫的反感和恐惧。至于董卓纵容军士在洛阳附近杀掳*，社会的基本秩序荡然无存，更造成各阶层对其政权普遍的敌意。所以，尽管董卓获得了“讨灭宦竖”的名声〔19〕，尽管他用心笼络党人名士，党人名士最终还是要与他分道扬镳。
然而由于董卓集团的骨干分子多出自凉州，与中原党人名士一向存在地域的阻隔，双方政治、文化的冲突，又凸现为关东、关西对立的形式。总之，董卓统治关东，面临着复杂错综的矛盾。关东州郡举兵反对董卓，就是这些矛盾激化的结果。
（二）董卓集团的羌胡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