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他拒绝了阎忠之谋，又束手就董卓之征〔16〕，一再丧失左右政局、改造皇权的机会。
曹操极力交结名士，并讨得许劭一流的评语，但“浊流”的身世，使其难于跻身名士行列。尽管如此，他先是反对王芬推翻灵帝，后来又反对袁绍拥立刘虞。甚至到了代汉的前夕，他依然表示：“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司马光评论此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17〕就是着眼于名教的制约。
我认为，在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下，关东党人名士以及那些效仿他们的人物，都难于迈出夺取东汉皇权的关键一步。
《后汉书盖勋传》引宋枭语，谓“凉州寡于学术”，反映了汉末社会一般的看法。史籍记载董卓诸将在魏晋之际的活动，无一与儒学有关，可见此辈正是缺乏学术方面的素养。他们的文化面貌，与关东名士及同州的皇甫氏都是迥然而异的。
《三国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献帝谓李傕“弗知臧否”。董卓的部将们大多也是如此，他们不具备参与清议的条件，以至在思想上无法同党人名士沟通。《后汉书董卓传》在记叙董卓擢拔党人名士一事后，紧接着说：“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董卓做这样的安排，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