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非共和不足以渡难关，而共和必无良好结果，所以我辞职不干。过去两年间，我住在上海，或者就是实行黄老主义的时期。
“项城再三电召，我为着老朋友的关系，既来则安，对于做官不做官的问题，更无所谓，既无做官的必要，亦无不做官的必要。前次梁秘书长发誓不做部长，我才答应担任交通总长。别人骂我是皖派领袖，我就是皖派领袖好了。”
梁士诒以交通为基础，而实际上则掌握财政大权。当时北京**虽有财政总长，可是财政大权都集中在总统府内的财政会议。这个财政会议由袁世凯为召集人，而粱则为实际主持人。
熊希龄内阁垮台后，财政权更集中到总统府了，甚至连收支一切多由总统批定。
有一天，袁世凯对梁士诒说“财政窘迫若此，交通部总要帮个忙才好。”
梁答：“请总统吩咐，要多少才够？”
袁说：“每月总须有四五十万才够。”
梁答： “那么就是五十万好了。”
从此交通部每月便按时如数缴出。
两杨反梁的得意之举是迎合袁的心理，捧徐世昌出来做国务卿。因为这样一来，则总统府秘书长的地位便完全落空，这是打击梁士诒最好的一个办法，也是一着绝妙好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