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解散了国会还不算完，索性一不作二不休，紧接着又对地方自治会动刀，于民国三年二月三日停办各地方自治会。
他的理由是：甘肃、山东、山西、湖北、河南、直隶、安徽等省民政长电呈，“各属自治会，良莠不齐，平时把持财务，抵抗税捐，干预词讼，妨碍行政”。
热河都统姜桂题电称，承德县头沟乡议事会“私设法庭，非刑拷讯”。
湖南都督汤芗铭电称各级自治机构平时“弁髦法令，鱼肉乡民，无所不至”。
山东民政长田文烈电称栖霞县乡民因自治会“私受诉讼，滥用刑罚，集怨酿变”。
浙江民政长屈映光电称浙省自治会侵权违法。……
列举了各地自治会的“罪行”，“着各省民政长通令所属，将各省现设之各级自治会立予停办”。
地方自治是宪政民主制度的基础性结构，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地方自治，是随着西方思潮的东来和清**的预备立宪活动，才得以在中国出现的。晚清的地方自治，在当时形成一股风潮，范围遍及全国，在中国宪政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
近代地方自治思想，最先是由西方传教士和一批最早接触西方的知识分子引进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