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话叫积重难返，有个道理叫做历史的必然性甚至是王朝周期论。
鲍鸿是处于历史下游的先知先觉，而刘伯温、高颎等虽然没有先知先觉，但是其本身的政治敏感性让他们能够洞察到这其中的问题。
事实上来说，觉察这个问题压根不是什么难事，重点是各种解决问题的操作都不能消除这个问题，这也导致了虽然长短不一，却依旧没有政体能够逃脱王朝周期论的怪圈。
从战国到秦到西汉，国家强力粉碎了原有的宗族组织（氏族封国等等），将每个人和家庭原子化后再重新进行编排控制。在这个体系下，最理想的社会形态就是分散的一个个自给自足的自耕农小家庭构成王朝最基础的统治单元。
国家通过向下派出的层层官员最终直接控制每个小家庭，向其征收赋税，征发劳役，并为之提供秩序和自耕农家庭自身无法生产的生活必须产品，比如，盐、铁器等。这样，政权的控制能力和动员能力都得到最大保证，王朝上下将不存在政府控制之外的社会力量。
但从皇帝到帝国官员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将社会保持在分散的自耕农小家庭组成的状态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直接违反了经济发展的规律。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注定生产效率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