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在现实世界中，等于前面的都是无用功。而且没有实践的检查，到底前面的对不对，也无从得知。
为了经世致用的目的，而研究义理、辞章、考据，也为这样的研究注入了活力，实际也为这样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其实，到底这样的致力于经世致用对不对，从曾国藩和李鸿章这对师徒的成功经历中便可一目了然了。
那些义理、辞章、考据学问做得很好的想必比比皆是，他们都被历史湮没得杳无痕迹。
而曾国藩和李鸿章依然时常被后人提起，便答案清楚，更别提当时那种依靠经世致用的良好发挥导致的救死存亡了。
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
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但是，到了咸丰八年（1858年）冬，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负责起草文书。
他那时生活散漫，晚睡懒起，曾国藩教训他：“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