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舶来物的瓜菜豆薯，则通常被当作是卑微小民或是底层人家，用来救济救灾的种植作物，而始终不怎么被主流和上层看得上眼。
因此，这种偏好和社会导向，也体现在了这些含嘉仓城的往来贮存记录当中。光是栗米至少占据了粮食类的四分之一，然后才是稻米和麦子，最后是各种豆类，在南方大行其道的玉米土豆地瓜，仅仅占了很小的比例而已。
正所谓是“干燥之地，粟可存9年，米5年，潮温之地，粟存5年，米存3年。”（《新唐书·食货志》）。
看到这里，我忽然记起一件后世的公案来，
解放后的考古界曾经在七十年代初，对含嘉仓城的一只进行过考古，结果其中居然现了一整窖的栗米，而且谷粒与谷糠分明；虽然其中半数都碳化了，但是其中一些谷子出土之后居然还能芽，并且由此生长出稻穗来。
可见其仓储手段的得力和有效，可比什么德国下水道边上的油纸包之类的神话给力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