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这方面，明朝是有着良好传统的，各地蓬勃发展的书院，游学与辩论是非常普遍的事，一个书院的建立，往往就是因为名儒讲学讲会探讨自发形成，阐述己见质疑问难自由辩论已是蔚然成风，主题也从经学向时政发展。
大明皇室的所有收益，全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同时接受朝廷督察院与民众的监督，如此就有了道义的力量，虽然是与民争利，却能让这种利益更好地再分配给民众。同时这种“为民谋利”的目的，也让研发人员有了道义感，具有了一种历史使命，精神的力量有时是不可小觑的。
崇祯有感于后世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总是受制于西方欧美发达国家，每年缴纳着百亿千亿的专利费的同时，仍然是备受指责，一旦有了点技术进步，就被指责为剽窃侵权。民族自信心的不断损伤，这种损失是难以计量的。
如1980年代中国在自动化控制方面本是处于国际前列的，却有些不自信地让日本人来给做评估，评估结果可想而知，“日本人剽窃了技术，中国人终止了研发”；结果十年后中国引进成套设备时，发现这就是十年前某研究所的科研成果时，才翻然悔悟过来。
也正因这种血的教训，所以李从年才这建议书中，提醒崇祯，而崇祯也下旨追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