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成为纳税的主体，如此税负岂不沉重。贫民百姓当被逼到绝境时，只能是卖田地卖儿女，最后落得逃亡为流民，才能躲避了那些沉重的赋税。只是，普通百姓被逼为流民，也就是朝代走到末世的象征，离天下大乱就不远了。
田赋役税，在有明两百多年中，每逢百姓负担极不合理，赋役已不合时宜时，即出现许多有识有志之士启动税制变革，以明朝的徭役为例，从明初的“均工夫”，到徭役制度化后的正役与杂役，正役不断变迁，先后出现“里甲银均平银纲银会银”等的变革试验，其趋势是：徭役定额征出，徭役依人丁田地多寡，均平征派。徭役可折银钱改征，裁撤里甲支应征派的权利。
杂役，则先后出现均徭法十段册法的变革试验，仅役法的变革就如此繁杂，而每次变革的原由，都是役法从最初的适应社会，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明朝的官僚机构，有科举取仕的规模限制，官员的编制膨胀有限。但在明代中后期，政治□□，各地官府的吏役却是无限制的膨胀，尤其是万历帝不上朝的二十多年中，各地官府为着私利膨胀更加无度，徭役征发更趋增加，征输的名目方式繁多。
李从年看到每当广大百姓怨声载道的时候，大明统治面临危机，即有有志之士冲破重重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