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的官僚，作为极其聪明、极会来事的史官，既不能不说这件事，又不能直说这件事，只好求助于和稀泥了。
第一，众意难违，董其昌的书法、绘画、题签，在其健在时，便奇货可居，人皆宝之，入清以来，更是朝廷科考、斋宫供奉、干禄求仕、苞苴贿赂的极品。
第二，圣眷甚隆，不但为乾隆欣赏宗奉、赞誉备至、朝夕临摹，得其精神，甚至连康熙也是十分首肯的。
两位帝王的赏识高看，撰史的他不能不下笔郑重，干吗哪壶不开提哪壶，据实直书其臭其丑，惹得年轻气盛而且特别自负的主子不开心呢！
董其昌的官宦生涯中，也有值得称道之处。
譬如其尊师恤老、仗义行事：“举万历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礼部侍郎田一俊以教习卒官，其昌请假，走数千里，护其丧归葬。”
譬如其教授东宫，敢于直言：“皇长子出阁，充讲官，因事启沃(为帝王讲解开导的意思)，皇长子每目属之。(大概董其昌对朱常洛讲了书本以外不该他讲的话)，坐失执政意，出为湖广副使，移疾归。”
譬如其天启年间，“时修《神宗实录》，命往南方采辑先朝章疏及遗事，其昌广搜博征，录成三百本。又采留中之疏切于国本、藩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