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一歪，换了别人就是鹅行鸭步，是她，就是个鸳鸯。她梳髻，漆黑的头发生得稍低，浓重的长眉，双眼皮，鹅蛋脸红红的，像咸鸭蛋壳里透出蛋黄的红影子。
问了好，伍太太又道：“绍甫好？祖志祖怡有信来？”
他们有一儿一女在北京，只带了个小儿子到上海来。
荀太太也问苑梅的弟妹可有信来，都在美国留学。他们的父亲也不在上海，战后香港畸形繁荣，因为闹共产党，敏感的商人都往香港发展，伍先生的企业公司也搬了去了。政治地缘的分居，对于旧式婚姻夫妇不睦的是一种便利，正如战时重庆与沦陷区。他带了别的女人去的——是他的女秘书，跟了他了，儿子都有了——荀太太就没提起他。
新近他们女婿也出国深造了，所以苑梅回来多住些时，陪陪母亲。丈夫弟妹全都走了，她不免有落寞之感。这些年青人本来就不爱说话——五十年代“沉默的一代”的先驱。所以荀太太除了笑问一声“子范好？”也不去找话跟她说。
表姊妹俩一坐下来就来不及地唧唧哝哝，吃吃笑着，因为小时候惯常这样，出了嫁更不得不小声说话，搬是非的人多。直到现在伍太太一个人住着偌大房子，也还是像唯恐隔墙有耳。
“表姐新烫了头发。”荀太太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