皓，进一步引诱后主沉溺于声色犬马，在二人的包围和迎合下，后主贪图享乐的性格弱点日益膨胀，觉得二人对自己处处顺从体贴，把自己服侍得很舒服很顺心。相比之下，那位动不动就谏阻自己的董允，自然让他想起来就不舒服，久而久之，竟至“追怨允日深”。在陈祗掌权的十二年间，善恶混淆，是非颠倒，后主越来越昏庸，朝政也越来越腐败。
陈祗执政之后，蜀汉朝廷内部政治混乱，对外则穷兵黩武，谯周曾“与尚书令陈祗论其利害”，希望陈祗能考虑后果，改弦易张，改变这种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局面，他的劝谏却根本不起作用。谯周于是作《仇国论》，记录他与陈祗辩论的基本观点和内容，谯周指出，曹魏相当强大，并非一时半会就能征服，不顾国力民力而连年征战，会导致社会动乱的严重后果。但陈祗急功近利，不但不听劝谏，反而认为谯周碍手碍脚，遂将其调任无实权的光禄大夫，此后谯周即“不与政事”。
除谯周外，当时在蜀汉政权中为官的益州士族代表人物如张翼、杨戏等，也纷纷劝谏当权者陈祗、姜维，但都未能奏效，甚至还给自己带来了猜忌、祸害。谯周、张翼、杨戏的劝谏，实际上是代表益州士族维护自己利益之举，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会严重影响益州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