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称誉为：“殊方记载，最为翔实”。在《魏略》中，鱼豢很注意对三国时期，各阶层人物的描写，例如他为董遇、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祥七人作《儒宗传》，其序曰：“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嗟夫！学业沉陨，乃至于此，是以私心常区区贵乎数公者，各处荒乱之际，而能守志弥敦者也。”
由此可知，在曹魏国时期，贵族子弟们入太学，多是为了躲避服役，而在太学中教授生徒的博士们也大都粗疏，学无根底，当时朝中公卿以下，能执笔为文者也不到十人，无怪乎鱼豢要叹息当时学术、文化的坠落了。鱼豢在《儒宗·董遇传》中，介绍了董遇接受弟子的先决条件，即不论学习什么书，都“必当先读百遍”。他说：“读书百遍而义自见”。鱼豢在《儒宗传》中，还深刻揭露了地方大姓豪族，欺凌非富强之家的情景。
《薛夏传》中鱼豢说：“薛夏，字宣声，天水人也。博学有才。天水旧有姜、阎、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