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就失去了它在草原时期的功能意义。
但是，由于旧传统本身所具有的习惯力量、由于维护蒙古贵族特权的政治需要以及元世祖汉法改制的不彻底性，使这一传统仍然作为一种“祖制”，滞留在元代统治阶级的政治生活中，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表现为，一方面构成这一制度的外部形式的那些因素，如贵族朝会、拥戴君主登位的蒙古式的特殊礼仪、宴享和赏赐，宣读成吉思汗札撒等等，相对稳定地保留在元朝每位皇帝的即位大典中。
当然，这种宗亲贵族大会业已失去了任何“选君”意义。新皇帝利用这种“左右部毕至”的大典，来申张其政治权威及合乎“祖训”的正统性。散居各地的、政治上业已失势的各级宗亲贵族，则可借此机会获得一笔财富。
另一方面，构成库里台制度内容的因素——自下而上的贵族选君意识，迎合了元代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发展的趋势，渐渐蜕变为官僚贵族各派系集团争夺最高权力的意识形态工具。
然而，除了上述一些因素之外，库里台制度所以在元代继续延续，还有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元朝皇帝必须也是蒙古大汗，这一双重身份构造决定其必须遵循成吉思汗祖训和大蒙古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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