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等这些也是一郡太守，同时也是党人名士的诸人就没有一个响应袁绍的，徐州刺史陶谦去年刚击破徐州黄巾，手中很有兵马，可也没有跟着袁绍起来讨董，只是坐观而已，由此就可看出，“讨董”这个事儿的本质不是“天下郡国讨董”，而其实只是“袁党讨董”。
既然即便有了“诈作三公移书”，也是响应寥寥，只是“袁党”讨董，而在起兵后“这些讨董诸侯”又是各有心思，仅仅是表面上遵袁绍为盟主，实际上并不肯卖力去击董卓，那么这件事最终的结果自然也就如姚昇的判断了：“亦难成也”。在原本的历史中，也确实没有成功。
不过，话说回来，这件事虽没成功，可它的意义却是长远的。
最关键也是最主要的一个意义：这件事在“讨董”上虽没能成功，但却“成功”地揭开了“汉末乱局的大幕”，而参与此事的诸路诸侯，因是“乱局大幕”的直接揭开者，在一定程度上就占到了一定的先机。
所以，讨董这事儿成不成功不重要，荀贞认为，重要的是一定要参与进去，不但要参与进去，还要争取做出一定的成绩，以把自己和那些怯战、自保的诸侯们区分开来，获取更大名声。
荀贞笑问左右：“叔潜此话，卿等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