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初入京，麾下兵卒不多，而刚才听明公讲现今的洛阳形势，董卓却是已经一揽兵权，故执金吾丁原部、故大将军部、故车骑将军部，加上部分北军、西园的将校兵士，以及董卓已然入京的本部主力，粗略计之，恐不在十万众之下，这十万众可不是黄巾，而是甲械精良，并且大多是经过战阵的精卒，又据洛阳之雄城，环有八关之隘险，这和当日董卓初入京时兵微将寡、立足未稳、易於取之的形势相比，已是天翻地覆之变，讨之将大不易也。”
“其二呢？”
“董卓初入京时，不过一‘并州牧’，现今却已是朝堂‘司空’，独擅朝权、操纵汉家，纵其欲行废立之事，也是朝廷之事、汉家之事，该是由朝中诸公决之。当日董卓初入京时，袁本初以司隶校尉之尊、以袁氏之贵而不敢击之，现在他挂印北遁，一介白身矣，却又打算起兵讨董，这是什么？这是逆犯朝纲！冀州牧韩馥是袁家的故吏，纵便是有他的支持、响应，这也是‘以州郡而犯神京’！名不正、言不顺，以我愚见，天下郡国虽众、袁氏虽贵，而肯从袁本初者怕却也会不多，即使再有明公、有张孟卓、有曹孟德诸人相助，此事亦难成也。”
姚昇的这两个“大不同”分别是从军事、政治这两个角度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