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心道：“十年隐忍，鸣於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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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凡事有利有弊。在党锢的大背景下，《短歌行》一诗固有助於提升他的名声，却也有可能会有不利。——若此诗被朝中当权的宦官们听到了，没准儿会降罪於他。
汉制虽较前秦宽松，可两汉间臣子以文生祸、因言获罪的例子不是没有。
前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在被朝廷免职后写了一首诗，内有两句：“田彼南山，荒秽不治”。宣帝认为他这是在讽刺朝政“荒秽”，因下令诛之。
本朝桓帝时，白马令李云“忧国之危”，借“地数震裂，众灾频降”之机，“露布上书”，抨击外戚、宦官弄权，劝谏桓帝励精图治，否则就是“帝欲不谛”，因言辞尖刻，又因是“露布”，也就是公开上书，等同公开批评了桓帝，导致桓帝大怒，引来了杀身之祸，死在狱中。
杨恽是前朝之事，倒也罢了，李云案发生在三十年前，距今不远。
《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荀贞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一点，在吟诵前他就想过，但在权衡过利弊之后，他还是决定当众将《短歌行》念出。
不是因为他有胆气、不怕死，而是因为他知后事、有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