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任丈夫，都是皇帝，前者叫李世民，是大唐的第二任皇帝；后者叫李治，是大唐的第三任皇帝，他们俩是父子关系。永徽二年我第二次出嫁时，也才二十来岁，远没有后来那么强大，我没法不在意世俗的眼光，所以虽然那时李治是一个不错的丈夫人选，虽然我俩年少相识，虽然我俩有着相当深厚的感情基础，但那时的我仍是坚定的想跟他当兄弟，而不是夫妻，可是，贺兰安石的死，以及他的死亡背后牵扯出的一系列事件，让我不得不赶紧卷包袱入宫……没办法，水太深，非皇家不足以保命呀！而这一切，都要从永徽元年长安城的一则流言开始说起。
永徽元年，我丧偶归家啃老，其实，按照那时的习俗来说，我的婚姻状况一栏应该填写“寡居”，但是前一年，我前夫，也就是后世人称“唐太宗”的这位，死之前，非常厚道地留了一份遗嘱，让未生过孩子的嫔妃出家为尼，而我正符合这一条件。
为什么说这份遗嘱很是厚道呢？因为出家，被视为斩断尘缘，我与他就再没有关系，以后我若是看上哪位小哥哥了，就可以还俗出嫁，等于是重获婚姻自由——不死缠烂打的男人，“厚道”二字自是当得的，不是吗？
虽然这出家的旨意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