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了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抗战信心，诱发了“西安事变”。
各地实力派为绥战抗敌胜利而备受鼓舞，刚刚结束了两广事变的李.仁、白崇*也发表通电，要求把前往西安“剿共”的中央军开往绥远，将广西军队一部或全部北上援绥。
李、白两人还抗议将抗日七君子监禁，指出：“如政府加以迫害，遂使全国志士寒心！”
应傅宜生之请，宋哲元与韩复榘一度会晤于南宫，商讨援绥事项。
甚至于，阎锡山遵其父遗嘱，将87万元的遗产作了援绥款，此次大战虽然是晋绥军扛大头，但是全国民众却是其坚实的后盾，说是全民协作也不为过。
更为重要的是，绥远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西安，东北军、第17路军广大将士普遍喊出了“我们要援绥抗日，收复失地”的口号。
东北军的将士找到少帅痛哭：“即使中央不同意，我们也要自行组织队伍援绥”。
傅宜生和马铮在绥远抗战胜利后成了全国人民敬仰的英雄，而张少帅却戴着“不抵抗将军”的帽子，这也深深地刺痛了他的爱国自尊心。
于是乎，在11月27日，张少帅代表近二十万东北军向南京政府递交了《援绥请缨抗敌书》，但是却遭到了拒绝，这也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