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这种事太不公平了，观众由此产生的不是怜悯而是愤恨——对将很有德行的人置于逆境的坏人的愤恨，但愤恨不是悲剧感情范围内的事，不能让愤恨堵塞怜悯，悲剧要让怜悯“单独存在”。
高乃依又指出了问题的另一面。他说，亚里士多德也不会愿意一个坏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是一种令人高兴的结局，谈不上怜悯，更谈不上恐惧，“我们不像他那样坏，不会犯他那样的罪，不会害怕那种悲惨的结局”。
于是，高乃依说，根据“我们的观众既不全是坏人，也不全是圣贤”的实际情况，只能以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做主角才合乎亚里士多德的意思。
不管这种分析和设想是否真是亚里士多德的原意，高乃依的评论仍然值得重视。尤其是那些故意不符合亚里士多德原意之处，表现了他的理论突破，更值得注意。
首先，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论点和论据不统一，因为亚里士多德实际所据的例子都是属于“大罪人”、“大好人”的典型，善、恶的起落波动很大。
其次，高乃依认为，即使表现与观众同类的剧中人堕入厄运，大多也只能引起“怜悯”，是否能真正起到产生“恐惧”并导致“净化”的功用，他深表怀疑。他认为这可能是亚里士多德为了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