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陈独秀在阴历除夕——2月19日下了那艘挂着“洋旗”的船，躲掉警察的追捕，终于踏上熙熙攘攘的上海，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这一回悄然潜逃，上海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光临。他叫了一辆黄包车，下榻于一家并不醒目的惠中旅舍。
连日奔波，受了风寒，他有点不适。稍事休息，他便朝五马路（今广东路）踱去。
在五马路棋盘街西首，坐北朝南，原本有一座两开间的中德药店。一年前，这里改换门庭，挂上了“亚东图书馆”五个正楷大字，装上了四扇玻璃门。门口一块小招牌上写着：“经理北京大学出版书籍，发售图书杂志仪器文具。”西边的玻璃大橱窗里，陈列着《新青年》样本，还有钱玄同的《文字学音篇》，杨昌济著《西洋伦理学史》、《伦理学之根本》，梁漱溟著《新编印度哲学概论》等书。
陈独秀见到这些书，不由得感到分外亲切。推门进去，店堂里正坐着那回跟他同往北京、同住中西旅馆的汪孟邹。一见陈独秀突然出现在面前，汪孟邹惊叫一声：“仲甫兄！”
陈独秀朝他摇了摇手，汪孟邹会意，马上带他上楼，细细叙谈。
汪孟邹和陈独秀是密友，都是安徽人。早在1897年，汪孟邹人南京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