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得很深刻，失去了“文化创造的制度环境”。这是文化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文化创造的制度环境”建立很难，破坏却很容易。其中最主要的标准，是看几个代表性的文化创造者的处境如何。如果他们的处境无一例外地都不好了，那就证明制度环境已经破坏。
我曾经在《唐诗几男子》的长文中详细地论述了李白、杜甫、王维这三个最重要的诗人在安史之乱中的狼狈处境，大家不妨找来一读。他们三人遇到的麻烦完全不同，但都很大，甚至到了致命的边缘。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当时已经形成一个难以逃遁的劣质环境。
在三位大诗人的遭遇中，有一点让我非常震惊，那就是，当他们陷入泥淖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来救他们。李白的诗，在当时已经名满天下，大家都知道他只不过是接受王子李璘的邀请参与平叛，而没有什么不良行为。但是，当王子之间产生矛盾，他的读者们却全然抛弃了他。杜甫曾经描述当时李白的处境是“世人皆欲杀”，即普天下的人都要杀李白，认为他该死，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他那么多深入人心的诗句，那么多已成为读者自身文化的吟咏，居然没有引发人们一点点的怜惜之情，这就是文化创造者和文化接受者之间的千古隔阂。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