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我们同情不少有眼光的历史学家，只能局限在一块琐碎肮脏的土地上钻研；我们也同情不少盛大的时代，没有一个智者的眼光去观察，没有一支奇妙的大笔去描述。然而在汉武帝和司马迁的时代，这两种遗憾都没有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司马迁承受了奇耻大辱，也可以获得某种安慰，因为两种伟大终于相遇。
司马迁的伟大，首先是那片土地给他的。我曾经一再否定过“愤怒出诗人”、“灾难生伟大”的说法，因此我也不认为《史记》是他受刑后的“发愤”之作，尽管这种说法很著名、很普及。请问，司马迁“发愤”发给谁看？“发愤”会发得那么从容而宏大吗？记住，一切憋气之作、解恨之作、泄怨之作是不可能写好的。司马迁写作的动力不在这里，你们今后在讲述司马迁的时候也不要老是纠缠在他的宫刑话题之中。他的动力，是当时意气风发的中华文明给予他的，是汉武帝的大地给予他的。因此，我们还要从这个角度重新来说说他的生平。
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已经用自己的脚步触摸过这片辽阔而又统一的土地。他利用自己作为皇帝侍从的便利，成了当时走得最远的青年学者。
我以前为了写作一篇研究司马迁的论文，曾经参照多种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