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中写到屈原的部分，都会发现当代竟有那么多学者一直在大声地惋叹屈原没有做高官，而且不怕重复地一再惋叹。似乎如果屈原做了楚怀王身边最忙碌的宠臣，忙碌到没有时间写诗作文，他们才会满意。
不仅仅是对屈原。对于屈原之后的魏晋名士、唐宋文杰，他们都会惋叹，惋叹这些古人官场失意、仕途不畅。这实在是中国文化思维中最为奇怪的事情。他们好像一直要等到李白做了宰相、苏东坡做了元帅、李清照做了武则天才不会惋叹。或者，一直等到《中国文学史》全部并入《中国政治史》才不会留有遗憾。
当政治话语凌驾于文化话语，文化坐标就会乱成一团。在我自己的经历中，曾经一再目睹过由于政治凌驾而产生的文化混乱。例如，在“**”中，把作家分成“革命作家”和“不革命作家”，在“革命作家”中，又分成“去了延安的作家”和“没有去延安的作家”。这么层层叠叠分下来，文学本身的等级就错乱了。有趣的是，等到“**”一结束，十年间发生的一切文化现象又以新的政治坐标来划分了，哪怕是编教材、编辞典、演杂技都被判定为“***阴谋”，连“**”中出土的地下文物，如河姆渡、兵马俑、马王堆、妇好墓，直到今天都没有人敢说这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