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清末，光绪帝师翁同龢考证睢州袁氏旧藏南宋《松桂堂帖》时，竟因为资料过于匮乏而将袁可立之子袁枢和袁可立之孙袁赋诚误以为一人，写下了“其为一人无疑也”的千古学术错误。
要知道，翁同龢虽然当官不怎么样，但历来以博学著称，而且对待治学极其严谨。他能犯下如此大的学术错误，只能说明满清在后世对袁可立的打压到了何等惊人的态度。
从这一系列事情中，足见中华文明因满清入关遭受了何等程度的摧残。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暴力颠覆和文化毁禁是何等的严苛和狠毒？
在明末，大部分官吏都是“重山海关而轻沿海”，唯有袁可立在担任登莱巡抚后大力加强海防建设。
他去职后，毛文龙被袁崇焕擅杀，袁可立苦心经营的海防线的牵制形势逐渐瓦解。致使满人敢于倾一国之力大举犯明，国事日见艰难，从中可见袁可立的先见之明。
周显因为历来敬佩袁可立的战略眼光，对他的生平知之甚多，知道眼前的这些东西都是其子袁枢收藏的。
袁枢政治才能远逊于袁可立，一般被人看为书画家和收藏家。他家中的大部分财物都被他用来购买各种字画，藏品巨富。
而这样对书画如此痴迷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