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出，自古变乱之起未尝不始于，如果执政者不惜财力，致力于赈救灾民，则可安定社会。由此，他推论社会的动乱危机虽起于，但关键看当政者有无忧民之心。
以赵昺的理解，其言已经涉及到了事情的本质——天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应对天灾的准备。董煟实际上也说明了“天灾”与“”的关系，提出“人事”在天灾降临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他从灾荒导致农民起义这一表象，揭示出统治者“无忧民之念”，不恤民瘼，对百姓盘剥务尽，才是导致人心思乱的真正根源。
其次，董煟主张“厚下”恤民，施行“仁政”减灾，强调“厚民”思想，也就是我们今天倡导的“民本”思想。他认为，古人救荒之策凡是对百姓有利的，都应该继承采用。古代救荒大抵以宽政薄赋为先，在民困财竭之际，实行荒政应该是厚下恤民。
强调统治者应注重平时施行“仁政”，若平时横征暴敛，百姓不能休养生息，则一遇大灾，虽移民移粟，按孟子的话说就是“不知本”。主张藏富于民，批评从汉代起将私藏归于少府，专供皇家享用，使财富成为官府专用，而民间一旦告灾执政者却不知抚恤，天下百姓贫穷而唯独皇帝富有。
另外，董煟要求明确从上至下各级官吏必须履行的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