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百年恩仇，后人晕菜的是永远也说不清楚的汉蒙逐鹿中原，最终归于团圆一家究竟是兄弟阋于墙还是国争天下的一本糊涂烂账，百年前之国断非百年后之国，前人爱的国家和我所爱的国家究竟有什么血缘上的关系？
汉族苦心孤诣地要维持天下大一统的国家主义，又要坚持汉人中心文化优越论，此中文化矛盾殊难合乎逻辑。“爱国”二字内涵太过混乱，在历史的长河里，很难使人可以给它一个合理的文化整合，赞誉秦皇的，视屈原为反动；歌颂成吉思汗的，笑文天祥为迂腐；屈原“伟大”的“离骚”便成了此一时彼一时的自我哀怨罢了。
只是绝大多数的文人清客，都绕过了具体的常识难题，去抽象地把爱国难题无限拔高，让老百姓无所适从。时间的长河把一家一国的短暂悲哀冲刷销蚀殆尽，把过去的悲壮变成了一处处喜剧。这种文化上力不从心的感觉，决定性地给整个民族一种无从真诚爱国的复杂心理感受。
赵昺也意识到再以历史行进中不断变化生成的局部观念作为千古不变的国家意识，则完全不合逻辑自相矛盾陷入缠夹难解的困局，尤其以如此一种传统僵化的国家、地域和血缘伦理意识作为不变的爱国主义的理念基础，则完全无法应对今日变革的挑战，使一代代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