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帝自己可以轻松地处理朝政，投身一些“兴趣爱好”；另一方面，天启帝也许意识到强大的东林势力对朝政的干预乃至对皇权的威胁，尽管东林士人大多是忠臣而非逆子。
齐楚浙三党最终依附宦官集团，一方面反映这些士人集团一定程度上丧失了独立人格，开始依附宦官集团，成为天启帝的基层支持者。另一方面，齐楚浙三党依附宦官，又何尝不是东林士人的逼迫？经过万历朝的政争，双方依然水火不容。
赵昺也曾注意到，虽然两派士人出生和政见有差异，但即便一党胜出，也未使当时的政治显现出太多的新气象，没有能扭转下行的国运。而当党派分歧超越善恶标准以及国家利益，即便是相对处于正面的党派，其正义性或多或少会受到消减。
当然这肯定也与当权者有关，因为在大多数皇帝的眼中，除了自己，所有人都可能是潜在威胁，皇后、嫔妃、外戚、阉人、文臣、武将等等皆不可尽信。众人皆不可信，故众人皆可不忠。崇祯帝派出的司礼太监杜之秩和定西伯唐通一起在居庸关投降了大顺军。
北京城破后，崇祯帝在自缢前感慨：“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虽然不无推脱责任之嫌，但显然崇祯帝对包括东林士人在内的士人集团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