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国家权力尽管可以流放知识分子中的反对派，但限于‘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的祖宗家法，却无法在肉体上消灭他们，这在为知识分子预留政治空间这点上，还是很重要的。
从外部来看，宋代最高统治者对宋学各派所取的态度，不外乎接受、压制与调和三种选择。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可以视为接受的模式。南宋前期，对王学以及洛学，采取不同程度的压制方式，其极端就是庆元党禁。第三种是调和的模式，从宁宗后期起到理宗时期，国家权力把理学确认为官学，吸纳进主流统治思想里。
但必须强调的是市民社会、经济大潮与知识分子的独善其身，并不是截然对立，相互排斥的。由于宋学价值观的确立，尽管其内部也有过王霸义利之争，但即便是强调利欲合理性的那些学者与士人，在讲功利，讲利欲时，也秉持着理性的态度，主张有一种自觉的约束。
因此也会有一部分士大夫去做官，期待通过自己的入仕，尤其通过提升皇帝的内省功夫，来达成他们内圣外王的政治追求。于是，就有朱熹那样热衷于当“帝王师”的士大夫学者。而一旦连帝王师也当不成，彻底碾碎了其“外王”梦后，还可以退出庙堂，疏离政坛，闲居不仕，独善其身地从事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