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
基于形势，隆兴二年，朝廷以黄榜禁太学生伏阙。这是朝廷第一次明文禁止太学生伏阙，而太学生用行动回答了这个诏令。就在黄榜公布的当日，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伏阙上书，要求斩宰相汤思腿人，并召用陈康伯、胡铨，以济大计，学生的议政活动开始在朝廷的禁止下继续发展。
但赵昺认为这也是学乱的转折点，南宋中叶之后，经济日趋繁荣，社会中享乐风气开始流行，而不少太学生也于此时开始或辗转下僚，或往来于官宦之家。此时的太学生们已经丧失独立之意识，庙堂之上的口吻愈来愈重，臧否人物之外也关注抽象的政治原则和具体的政治措施，在这种纠革中他们甚至参与脸争。
南宋太学生干政趋于经常化，几乎每次大的政治风波都有太学生介入其间，卷人者的人数也颇可观。而他们身份地位加之社会风气的变化使很多太学生对挽救民族危亡不再感兴趣，报国雪耻的梦想逐渐泯灭。伏阙上书更多的是关注自身利的得失，以致行动缺乏理性，及至无理取闹，败坏了太学的声誉，更为史家所诟病，性质隐然转向。
当然，上书言事的影响力还要取决于两种因素。首先是政治生态的影响，尤其是高宗朝，君主政体愈加独裁，处死了陈东，开了大宋不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