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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江南人多地少，单位土地可投入的人力大大高于北方，土地产出也悬殊，而江南庞大的工商产业却完全在征收范围之外。因此与其他地方的士绅相比，江南的士绅可以多种经营，集地主、商人、士大夫于一体，在乡党的庇护下，晚明的江南实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确保社会地位的稳固。
江南士人腰杆变硬背后，是他们经济实力与政治地位的稳步提升。明初被朝廷有意压制的南方人，终于在晚明迎来了全面复兴，江南士大夫在张居正和魏忠贤倒塌的两次政局大变动中都捞到了相当多的政治资本，中央决策层江南士人显着增加，并在某些时点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万历二十一年，当内廷提出苏杭织造钱粮拖欠过多时，内阁首辅王锡爵（苏南太仓人）就拿出‘苏松重赋’的辞，同时提出连年水旱、倭寇肆虐等理由推脱。崇祯九年，局势更加恶化，武生李琎（陇西成纪人）提出让江南大户捐钱，另一大学士钱士升（浙北嘉善人）立即挺身阻止，甚至认为此举将激起民变，要把对方捉拿南人最知名的政治团体要数东林党，这个起于无锡东林书院的士大夫集团在中文互联网历史圈争议极大，而赵昺以为他们的崛起无论对朝廷还是他们，这都算不上好消息。国家收不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