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面，讲究“功利之学”，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
加之事功学派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的政策，且不纯粹讲究个饶心性修养的观点，可以与皇帝的想法不谋而合，因而再此争论不休的关键时刻，陛下选择事功学派也就不足为奇了。
王应麟也意识到皇帝让自己继续留任，主持革新的原因大半也在于此。但他也知道其中的风险，按照千年的传统，君王的职责是治吏，也就是治官，不是治民。民是由官吏去管理的，百姓哪儿出了乱子，责任在官吏，官吏有贪渎腐败的行为，不能去责怪百姓。
本朝的儒士基于此学，常论“下之乱系宰相”，也就是出了差错，责任在于相，而不在于皇帝。王应麟对此十分明白，大宋历史上历次革新尽皆失败，即便有所改变，也并不完全，而主持革新的人下场往往凄惨，虽不至于丢了性命，但身败名裂，贬嫡致仕是免不聊。
王应麟看看似在闭目听经的皇帝，眼神却逐渐坚毅起来，想想自己十九岁中进士，二十一岁在衢州任主簿，任官的同时勤于读经史，三十四虽因文章优易和学问的广博，考上最难的博学宏词科，官至礼部尚书。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