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将无所措置，这正是“圣人之大忧”。
赵昺以为这番言论便不合时宜了，因为孝宗皇帝在隆兴北伐失败之后，在内外政策上都转向平稳。朝廷重视生产，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民和俗静，家给人足，牛马遍野，余粮委田，出现了下康宁的升平景象。当时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呈现政治繁荣的局面。
而陆九渊却希望利用自己讲课的机会，向学生宣传华夏夷狄的区分、中国的可贵所在，借此鼓励学生的爱国情感，以图激发他们对收复失地和抗金的热情。应该爱国北伐都不错，但是此举却有违当时的国策，有与朝廷对着干的嫌疑了。
淳熙十一年，陆九渊迎来了面见孝宗奏对的机会。他写了五篇奏札，将自己的理想及对朝廷上下局势的政论见解向孝宗坦陈：
第一札，讲君臣相处之道。他指出孝宗用人不专，多所猜忌，君臣之间不能上下一心，至“临御二十年，版图未归，仇耻未复，生聚教训之实。”
第二札，陆九渊提出了为政或政道的根本原则，即要有求道之志。他崇尚上古三代的太平治世，而三代之治的核心在于“道”，指出只有身体力行地遵循“道”，才能最终收到所谓“治世”。
第三札，陆九渊专论知饶问题，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