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前提的。表明先确立“心”本体，以心为一切道德价值根源的观点，主张由“明心”而扩展到读书问学的，认为千古圣人只是以心相传，不用传之文字。朱熹则主张通过问学致知的方法，先博览而后归之约。
所以陆九渊更欲与朱熹相辩，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这说明他认为朱熹的“支离”，不仅在于方法的不简易，而且在于没有找到道德价值的真正渊源。双方各持己见，陆九龄、陆九渊并赋诗明志，讥讽朱熹格物渐修功夫为“支离”，总不免要泛观。这引起朱熹的不满，双方辩论三天，但观点始终未得到统一。
鹅湖之会以后，朱陆又一次重要的会晤是南康之会。淳熙八年，朱熹知南康军，二月，陆九渊访朱熹于南康，朱熹请陆九渊登白鹿洞书院讲习。此次两人争论的主要观点是‘义利之辨’、‘无极与太极之争’、‘阴阳之道’。
陆九渊讲《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他认为，儒家以义利判君子小人，其核心问题是辨志。人的认识来源于日常生活中的习染，而习染的结果却决定于你的志向如何。志于“利”者，必被“利”所趋；志于“义”者，则以“义”为行为的准则。
所以为学之要在于立志。他联系到当时科举取士选拔人才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