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小，失节事大”等教条经过后代的发酵，最终成为专制帝国控制官僚、驯服百姓的精神桎梏。
所以，赵昺的革新面对的是一份日暮西山的政治遗产。其制度设计固然确保了君主集权，根绝了分裂割据，但时时处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在军事上，各自为政、缺乏协调、难以统筹等弊病如影相随，严重削弱了军队战斗力。在行政上，政出多门、官员冗滥、效率低下等现象也司空见惯。
赵昺清楚若是在世界和平，国泰民安之时，这种制度也许尚能勉力维持，消极的因素被表面的繁容所掩盖，皇帝和大臣们都能陶醉其中，洋洋自得的欣赏这盛世繁华。可在面临强敌压境、时局纷扰之时，其缺少活力、短于应对的缺陷也就暴露无遗，亡国也就在所难免。
面对这个烂摊子，赵昺一直在寻求变革，尤其是收复江南后这种念头更加强烈，但是阻力重重，仅其要修订律法，以便实施以法治国。虽然老师应节严从中极力推动，但两年时间进展极为缓慢，底下的官员也以各种借口拖延推责，种种的不配合。
那时赵昺就决心要整治一番，但在外有强敌的情况下，他不敢动神作书吧，免得再因此断送了得来不易的平衡。所以两年后，在局势稍微缓和的情况，他断然发起北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