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王仙芝、黄巢在造反途中曾多次向唐朝政府请降，黄巢曾上书请求封他为广州节度使，但唐廷只同意给他一个四品小官，结果当然是没能谈妥。
这些“起义”领袖在成声势后，虽然往往打出“均贫富”之类的旗号来招揽人心，但在他们自己来说，目的再单纯不过，那就是推翻旧王朝，建立以自己集团为核心的新政权。群雄逐鹿为的是问鼎中原，而不是什么农民利益。陈吊眼同样没有跳出这个怪圈，刚刚打下几座州县，聚拢了些人马就急于改元称王，却不是打牢自己的根基，做长远的规划。
此外就是所谓的基础，细分之下就是经济和人力资源。在中国古代百姓造反往往都是偶发事件引发的，灾害饥荒占据了大比例，而中国疆域广大灾难往往只能发生在一隅之地。且饥荒有其自然限制，一两年后，情形即变。因一时一地的变乱而激动变乱，要想乘机扩大延长，势必采用一种流动的恐怖政策。
“起义军”到一个地方要补充兵员，自然会想办法让当地人从军造反。裹胁良民，使他们无家可安，无产可依，只有追随着变乱的势力，这便是所谓‘流寇’。这种变乱，骚扰区域愈大，虐杀愈烈，则裹胁愈多。且他们不事生产，为了解决军饷只能靠不断的掠夺，就如同蝗虫一般吃光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