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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王生此篇通文都是表达的忠君之意，劝文相死节也是以保国体，劝人向善。此人怎么杀！”陛下要凭一番‘歪论’杀人，真差点将陆秀夫的鼻子气歪了。
“如此说文山先生理应感到荣幸之至，想身未亡，却能想生祭文，只怕也是百世第一人了。”赵昺看看陆秀夫揶揄道。但也知道其这么想这是有其社会基础的，宋朝自理学兴盛，中国文化对文人的节气和女人的贞节的重视，已经形成了一种高调的社会文化，但能够自觉实践的毕竟还是少数，多数人并不去殉难，而是劝他人为了崇高的道德价值做出牺牲。这种高调的道德要求在文天祥以前就有存在，但是像王炎午如此大胆地直接提出，形成对文天祥的道德舆论压力，还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次。
“陛下，此文一出天下士子无不盛赞，文相也担得起此誉！”陆秀夫再傻也听的出陛下话语中的嘲讽之意，但又不敢反驳，只能以天下人说事。当然事实上也不是他的个人想法，此文一出就有人赞颂王炎午的这篇祭文‘感情壮烈，语言精湛，亦属祭文中的杰作’；还有人认为‘洗练凝重，气势磅礴，对仗规整，铿锵有力’，说实话也确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推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