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处罚参赌人员都有十分明确的规定。明孝宗时，还专门下了旨申明国子监生员参赌的一律都“问发为民”，而参赌的军人则是“俱问发边卫充军”。但到了明代后期，禁赌措施便逐渐松弛，不但民间又开始兴起之风，就连一些达官贵人和文臣武将也都沉溺于赌桌之上。如蒲戏、双陆、骨牌、马吊、掷钱、斗鸡、斗蟋蟀等等，都是明末时常见的方式，也由明令禁止的地下娱乐方式慢慢变得半公开化了。
“福瑞丰”在广州并没有公开经营赌档和，但私底下在好几个地方也有股份，所以李奈对于这些生意所能获取的利润并不陌生。在他看来，这些生意如果能在胜利港这种大明法律管不太到的法外之地开设，来此消费的金主们就根本不需有任何的顾忌，等今后胜利港慢慢繁荣之后，肯定能够比广州这种地方赚取更丰厚的利润。
而促使李奈提出这个建议的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目前被圈禁在胜利港的榆林巡检魏平。魏平向李奈主动提议在胜利港建一些商业设施，其中就包括有赌档和。对于李奈来说，魏平的理由非常具有说服力这些海汉人非常善于赚钱做买卖，没道理放过赌档和这种生意不做，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根据魏平的观察，海汉人中的女性极少，估计只有十分之一二，对于这样的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