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天后的下午，我从沈阳飞到广州转机曼谷。在机场外和老谢见面。我俩直接来到阿赞巴登的住所，看到登康和方刚早就到了，两位阿赞都穿着白衣白裤，只是气质完全不同，方刚坐在桌边抽烟。另外还有一人在场，就是住所的主人，也是阿赞巴登的朋友。
老谢在房间里打开皮包，取出六个密封着口的塑料袋，里面各有一块头顶骨，另外还有六个亚克力的佛牌外壳。每个都有富士苹果那么大。方刚拿起装有骨头的塑料袋挨个看，然后递给登康。登康用手压在骨头上，闭着眼睛感应骨头中附着的阴灵气息，然后点点头。六块骨头都过了一遍，他说没问题。怨气都不小，看来全是横死的。
当晚，登康就开始制作邪牌。过程并不复杂，但首先要把头顶骨用小锯和手砂轮打磨成和佛牌外壳相同的尺寸。按常理，这种事要么是阿赞师父亲力亲为。要么是助手来干，可现在登康是我们的红人，相当于妓院的头牌，大家都得把他供起来，不用问都知道他不会干这类力气活。可他又没有助手，最后只好落在我头上。我很害怕，别看已经卖了近三年佛牌，但以前从没做过这类事。
“能不能让阿赞巴登的那位朋友来干？每块我给他两千五百元泰铢的手工费。”我问方刚。
他朝我